义净简介

义净

(635~713)唐代译经僧。河北涿县人,一说齐州(山东历城)人,俗姓张。字文明。幼年出家,天性颖慧,遍访名德,博览群籍。年十五即仰慕法显、玄奘之西游,二十岁受具足戒。自圣历二年(699)迄景云二年(711),历时十二年,译出五十六部,共二三○卷,其中以律部典籍居多,今所传有部毗奈耶等之诸律大多出自其手,与鸠摩罗什、真谛、玄奘等共称四大译经家。师于译述之余,亦常以律范教授后学,盛传京洛。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,并首传印度拼音之法。先天二年正月入寂,世寿七十九。建塔于洛阳龙门。

生平

立意西行

  义净七岁时,父母送他入齐州西南四十里的土窟寺,从善遇和慧智两位法师学习。善遇法师博学多能,精通佛经,对六艺、天文、地理、阴阳、历算亦有很深的研究。慧智禅师研习《法华经》数十年,造诣极深。在他们的教导下,义净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,在佛学方面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贞观二十年(646年),善遇法师去世,义净就跟慧智禅师学习,把精力集中于佛教内典的修习,“昼夜勤六时而不倦,旦夕引四辈而忘疲”。贞观二十二年,义净受具足戒,正式出家为僧。数载勤学,义净学业大进。慧智见他天资聪颖,前途无量,遂劝他出外求学。义净辞别土窟寺,来到佛教中心洛阳、长安。

  在东都洛阳,义净修习《对法》、《摄论》诸经,佛学水平又有提高。但其时佛教各派纷争,观点歧异,典籍的记载与解释亦互不统一,故义净在学习中产生各种疑问。于是他又来到长安,学习了《俱舍》、《唯识》等经,但胸中疑问不减。为祛蔽解疑,义净认为必须赴印度取经求法。咸亨元年(670年),他在长安结识了并州的处一法师、莱州的弘祎法师,众人志同道合,相约赴印度取经。当时往印度的道路主要有三条,陆上的“丝绸之路”因西域动乱而阻隔不通,吐蕃道则不仅道路艰险而且常受唐蕃关系的影响。相对而言,海路较为通畅。唐朝强大富庶,南亚、西亚诸国纷纷前来贸易,海舶云集广州诸地,搭乘商船赴印度求法取经成为义净诸人的一致选择。计议已定,遂相约离京东下,处一因母年高而罢,弘祎至江宁而止。义净等途经丹阳时,又有玄逵加入。咸亨二年(671年),义净坐夏扬州。秋,接受龚州(今广西平南)冯孝诠的邀请,同达广州。冯孝诠及其家人皆笃信佛教且家资雄厚,他们敬佩义净西天取经的志向,遂资助西行费用,冯孝诠并与波斯船主商定,许义净等人附船前往印度。其时的广州,万商云集,是唐朝南方海上交通的中心,港中停舶着婆罗门、波斯、狮子国、大食等国的船只,这些海船一般形体较大,船深往往有六七丈,符合海上航行的要求。义净深知此去印度的艰难,遂在等船期间返回齐州,向慧智禅师等故乡师友告别。再回广州,同行者唯有门人善行,其他人均因故罢退

取经求法

  海船出广州后,经二十天左右,义净到达室利佛逝(今苏门答腊)。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,是中国通往印

  度的海上要道。义净在此地居住半年,习声明(音韵学)。其间唯一的同行弟子善行因病无法前行,被迫回国。净只身继续前行,于咸亨三年(672年)五、六月间到马来半岛南端的末罗瑜国。由末罗瑜再经羯荼国,到达裸人国,西北行半个月后到达耽摩立底。耽摩立底为东天竺的南界,义净在此居住一年有余,从僧人大乘灯学习梵语。大乘灯原籍爱州(今越南清化),幼时随父母迁往杜和罗钵底国,后出家,到长安从玄奘受具足戒,在乘船前往印度途经耽摩立底时被强盗劫掠,被迫滞留十二年。耽摩立底虽距中天竺的那烂陀寺不很远,但途中常有强人出没,很不安全。他们等到一个机会,随同几百名商人结伴前往中天竺。不幸的是义净途中染病,“身体疲羸”、“孤步险隘”,落在众人后面,又遭强人打劫,受尽凌辱,几乎丧命,但义净还是坚持到底,赶上了大队,来到了朝思暮想的那烂陀寺。

  到达那烂陀寺后,义净又北行至毗舍离国,再西北行至拘彝那竭,又西南行到波罗奈城东北的鹿苑鸡岭,此后重回那烂陀寺,向著名僧人宝师子和智月等学习经典,研究瑜伽、中观、因明、俱舍论等学,并进行佛教经典的翻译,同时考察印度佛教教规和社会习俗。前后十一年,兢兢业业,锐意进取。大约在垂拱元年(685年),义净乘船离开印度东归。垂拱三年,他到达室利佛逝,停留二年有余,专心从事翻译和著作。为了得到纸和笔,曾于永昌元年(689年)随商船回到广州,得到贞固律师等人的帮助后,又于当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。天授二年(691年),义净派遣大津将著作及新译的佛经送回国。武周证圣元年(695年),义净与弟子贞固、道宏离开室利佛逝回国。

译经事业

  武则天对义净的归来十分重视,不仅派出使者前往迎接,而且亲自率众人到洛阳上东门外迎接,并赐予他“三藏”之号,诏命义净住在洛阳佛授寺。此后,义净先后在洛阳延福坊大福先寺、西京长安延康坊西明寺、东京福先寺、长安荐福寺等寺院翻译佛经。先天二年(713年)正月,在长安荐福寺经院圆寂,享年七十九岁。葬于洛阳北原上,建有灵塔。乾元元年(758年),以塔为中心,建立了金光明寺。

  义净毕生从事佛事活动,特别在译经和著述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。他译经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,第一阶段自入抵印度那烂陀寺至室利佛逝返国前,他试译了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》、《一百五十赞佛颂》。第二阶段是回国后至自主译场之前,主要是整理原来的译著,并参加于阗三藏实叉难陀法师主持的《华严经》的翻译。第三阶段,在则天久视元年(700年)以后义净自设译场,亲自翻译佛经,先后在洛阳、长安诸寺译出的佛经有几百卷之多。义净的翻译活动得朝廷和僧众的大力支持。在福先寺、西明寺译《金光明最胜王》等二十部佛经时,印度沙门阿儞真那,中国僧人波仑、复礼、慧表、智枳、法宝、法藏、德感、胜庄、神英、仁亮、大仪、慈训等分别为证梵文义、笔受、证义,朝廷的成均(即国子监)和太学助教许观监护,译文经缮写后进呈朝廷。武则天十分高兴,亲制《圣教序》,对义净的功业大加称赞。中宗神龙元年(705年),义净在东都洛阳翻译《孔雀王经》、在大福先寺译《胜光天子》等经时,兵部侍郎崔湜、给事中卢粲润文正字,秘书监驸马都尉杨慎交监护。景云元年(710年),义净在大荐福寺译《浴象功德经》等二十余部佛经时,吐火罗(今阿富汗)沙门达磨末磨、中印度沙门拔弩、罽宾(今克什米尔地区)沙门达磨难陀、居士东印度伊舍罗、沙门惠积、文纲、惠诏、利贞、胜庄、爱同、思恒、玄伞、智枳等中外僧人为证梵文、证梵本、读梵本、证义、笔受、证译,而修文馆大学士李峤、兵部尚书韦嗣立、中书侍郎赵彦昭、吏部侍郎卢藏用、兵部侍郎张说、中书舍人李又等二十余人次文润色,左仆射韦巨源、右仆射苏环监护、秘书大监嗣虢王邕同监护。景云二年(711年),在大荐福寺译《称赞如来功德神咒》等经时,太常卿薛崇嗣监护。中外名僧参加助译、朝廷名臣润色,使得翻译活动得以顺利进行,义净发挥了关键作用。义净不仅精通汉、梵文,又有在印度生活了十几年的经历,而且又经过试译、助译的实践锻炼,因此翻译起来得心应手。尽管如此,义净在翻译过程中依旧兢兢业业,一丝不苟,他坚持直译的特点,在原文下加注说明,订正译音译义,介绍产物制度,在语译方面,区分俗语雅语,又常在意译汉字下标出四声和反切,以求得准确的发音,因此在总体上他继承了玄奘的翻译特点,同时也有自己的独创之处,这一切使义净的译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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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贡献

  义净的西行和翻译佛经活动对唐朝的佛学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印度归来时,义净除了带回近四百部合五十万

  颂佛经外,还带回金刚座真容一铺,舍利三百粒,这些都成为中国宗教界的瑰宝。所译佛经以律籍为主,其中特别是根本说一切有部体例范围都较完备。另外如《集量》、《法华》等也很重要。除律部外,他也重视瑜伽一系的学问,他认为“所云大乘,无过二种:一则中观,二乃瑜伽……瑜伽则外无内有,事皆唯识”。他译出的佛经中也有瑜伽系的内容,同时适应当时崇尚密宗的风气,还译出了《金光明经》及一些陀罗尼经,有的还附有密宗源流的资料,这些都丰富了唐朝的佛学典籍。跟从义净译经和求学的僧人很多,他很赏识的有崇庆、崇勋、元廓、玄秀、玄睿、惠神等,跟随身边的有崇俊、玄晖、昙杰、宝严等,远在各地的有法明、敬忠等,这些弟子的佛学观点都受到义净的影响。

  除了在佛学和翻译方面的贡献外,义净在地理、外交方面也很有功绩。他在归国途中逗留室利佛逝时,写出了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、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等书,这些著作记述了前往印度的僧人,其中二十余人从吐蕃道去印度,三十余人经广州出海去印度,这样海陆两途的情况在书中都有了记录。

  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,以僧传的形式记述了唐初从太宗贞观十五年(公元641年)以后到武后天授二年(公元691年),共四十余年间,57位僧人(包括义净本人,也包括今属朝鲜的新罗、高丽,今属越南的交州、爱州等地的僧人)到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。书后附《重归南海传》,又记载武后永昌元年(公元689年),随义净重往室利佛逝的四位中国僧人的事迹。这部书在内容和结构上非常有特色。

  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没有采用传统的僧传模式,而是按57位僧人出行时间的先后总为一传,分别叙述他们的籍贯、生平、出行路线、求法状况。多叙述简略,有的仅三十余字,比如木叉提婆篇、慧琰大师篇。只有少数的几位僧人着墨较多,比如玄照法师、道琳法师等。着墨多少可能与义净掌握的资料多寡有关。但无论详略,其叙述总是按照籍贯、生平、出行路线、求法状况的顺序下来,无则缺省。依此看来,该书似乎是一部“行状”的集合。据清人吴曾祺的《文体刍言》解,“行状,汉时只谓之状。自六朝以后则谓之行状。所以述死者之行谊及其爵里、生卒年月,为乞人撰文而作。”这种行状多赞美之词,或者说,有褒无贬。由此观本书,行文上确有行状特色。以着墨最少的两位僧人为例。卷上的《交州木叉提婆师》全文,“木叉提婆者,交州人也。不闲本讳。泛舶南溟,经游诸国。到大觉寺,遍礼圣迹。于此而殒,年可二十四五矣。”另,卷上的《交州慧琰法师》全文,“惹琰法师者,交州人也。即行公之室郦。随师到僧诃罗国,遂停彼国,莫辨存亡。”由文中标注的下划线,很清楚地看到叙述对象的籍贯、卒殁生平、出行路线、求法状况等。这是书中最简单的描述,着墨较多的僧人只是在此基础上加了详细的出行路线,求法过程及所求经卷,生平成就等。

  但该书不仅仅是“行状”的集合,它还有着自己独特的编排手法与结构。这将在下文中详为论述。义净只是通过这种看似简单的“行状”手法,真实而清晰地反映了唐初求法僧的情况。

  陆路的情况中对尼婆罗(今尼泊尔)多有记载,玄会等僧人就是从尼婆罗返回唐朝,而客死旅途的。至于书中记录的海道情况尤显重要,由于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记载了陆路的所见所闻,法显的《佛国记》详于陆路而略于海路,因此义净记述的有关南海各地的情况,就成为流传至今的关于南海各地的最早历史地理材料,为各国研究历史、地理和外交者所重视。书中有关印度的珍贵史料,其中对医学记载颇多,如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第二十七章就讲到印度传统的医学——“八医”,并指出“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,互有互无,事非一概”。第二十八章专讲印度进药的方法,其中提到印度人患病时常用少食的方法来治疗,这颇具科学性。还有关于印度人的卫生习惯,如沐浴、食前洗手、散步等。

  “观夫自古神州之地,轻生殉法之宾,显法师则创辟新途,奘法师乃中开王路”,这是义净对法显、玄奘功绩的评价。其实在探险、求法、翻译,著述等诸方面,义净正是继法显、玄奘之后最有贡献的代表人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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