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邵（1734－1815），字少逸，号鹭洲，晚年又自号蝶叟，今德阳市中江县南山乡人，清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，赴京会试考中

　　庚辰科三甲第六十名进士，即选翰林院庶吉士。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，授刑部山西司主事，旋升安徽司员外郎，又改山东道监察御史。

　　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）任贵州省乡试副考官，因离家乡远，念着父母均年逾七旬，祖母已97岁高龄，在主考事毕后，请假半个月，回中江省亲。当时，四川学政吴省钦撰写《中江孟封君寿序》为之褒扬与祝贺。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，孟邵以御史职巡视天津漕务。其时，西方殖民主义者向外扩张侵略，特别是荷兰、葡萄牙、日本等国商人常聚台湾进行非法贸易。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，台湾府境内时常遭遇外国海盗侵犯，边防松懈，内禁不严，本土盗匪内外勾结，动掠民众及商贾财务，治安秩序混乱，台民深受其害。台湾府及福建省多次报告清政府，要求派员帮助治理。此时，孟邵接受巡理台湾的使命，不惧困难艰险，勇往直前。于当年六月至次年春胜利完成巡治台湾的任务。民国19年编《中江县志·杂记》中载：“六月启行，八月至厦门，雷雨交作，云雾晦冥，暴风骤至，飘荡十七日。”在22年后，孟邵在滦阳写给纪晓岚的渡海笔记中，详述了巡视台湾在渡海船遇的惊险状况，并附有一首“降乩”诗。孟邵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到达台湾府后，立即召开各种座谈会，调查研究，并实地察看访问，然后订出治理方案，迅速组织全面实施，综合治理。

　　一、加固原有隘堡6处，并在海盗经常出设的交通要道，增设关卡隘堡16处，配备强壮兵丁守护。

　　二、建立沿山居民村落200多庄，把分散的居民组织成联合集中居住的集体小院落，便于“群防群治”。

　　三、建立“民兵”制度，平时主要务农，少数商民登记市贸来往，以自耕自渔维持生计为主，一遇到海盗登陆，鸣海螺报警，群起自卫，互相求援，此呼彼应，团结一致对敌。

　　四、建设民防工程，改建台读北路界址，设立界碑、哨所；同时，在易守难攻的要衢和村庄四周，挖筑深沟，开设专道，以便防御、堵截海盗。五、在隘堡、关卡、哨所及门寨等处，建立专职和兼职的兵丁持械（主要是大刀、长矛）巡逻防卫制度，随时盘查行迹可疑的来往行人。

　　六、整顿户籍管理制度，重新编造户口清册，登记常往和暂住人口及其职业、身份、活动等；并从严管理流动人口，建立来人来客的报告登记制度。此外，还教导台民垦地农耕、兴修水利等事业。孟邵在建立与实施这些强化治安的管理制度后，经过半年的宣传教育综合治理，台湾府的社会秩序迅速安定，流民大为减少，海盗土匪一时敛迹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台民普遍称颂祖国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盛德。

　　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，孟邵治理台湾回北京，受到清廷的嘉奖和晋升，连迁工科给事中和礼科给事中，兼职巡按北京西城区。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编成时，乾隆帝指定孟邵参与复核后刊刻。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，乾隆帝（爱新觉罗·弘历）年满80岁，孟邵奉旨祭南海，参加千叟宴，受赐甚丰。后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嘉庆元年（1796），迁光禄寺卿，后恩荫其子孟敦欲为太常寺博士。嘉庆九年（1804），孟邵回川，主讲成都草堂书院，执教又10余年，门生高才甚多。自名其室曰“磨杆山房”，自号其名曰“蝶叟”，如蝴蝶采花酿蜜，孜孜不倦，勤奋不息，醇谨志成，平和坦易，正直清廉。晚年从事教书育人，至81岁病终。著有《蝶叟集》一书，不少诗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。现选录《再宿大木村》一首以飧读者：“镇日淹留阻客程，茫茫前路旅愁生，飞鸿踏雪真无定，赢马嘶风觉有情。野店闻鸡惊晓梦，荒村听雨破残更。廿年还往缘何事，未敢投闲学避名。”

　　孟邵与李调元、张邦仲等相从甚密，在成都锦江书院读书时，他们三人同是高才生，时称四川“六杰”之一。孟邵与李调元同是1734年（雍正十二年）出生的，孟比李中进士、选翰林早4年。李调元病逝，孟为李撰写墓碑志文。孟邵晚年教授草堂书院时，曾移入汉州籍，在编撰嘉庆《汉州志》时，孟有数篇文章刊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