崔沔

崔沔 673~739年,字善冲,唐朝诗人。京兆长安(今陕西西安)人,原籍博陵,今河北安平,进士出身。应制举,对策为天下第一,累迁祠部员外郎。睿宗朝转著作郎,开元中历秘书监太子宾客。二十七年卒,年六十七,赠礼部尚书,谥曰孝。

轶事典故

  传说崔沔幼时家居成都地区,崔沔八岁时父亲就死了,从此和母亲相依为命。十三岁时,他妈又得了眼病,于是他变卖了家产,到处为母亲求医问药,但还是没能治好母亲的眼病。崔沔小小年纪,就支撑起了这个家,把母亲伺候的好好的。崔沔家门口有一个水塘,塘边是一条弯弯的小路,住在这里的人每天都从这里经过。一天晚上,母子俩正在吃饭,忽然听见门外有嘈杂的喊声,崔沔急忙跑出去一看,原来,刚才一个小孩摸黑从塘边走过,一不小心掉到水里去了,幸好救的及时才捡了条命。

  回到屋里,母亲忽然对崔沔说:沔儿,你明天在屋门前挂一盏灯笼嘛!这里路窄,晚上又黑,人家从这里过很不方便,照起灯笼就不会掉到水里头了。崔沔担心用油要多花钱。妈说:我们节约点就行了。

  崔沔是个孝子,当即就依了母亲的意思。第二天,天刚黑的时候,他就在屋门口挂起了一盏灯笼。大家都很感动,知道崔沔家里穷,便你一家我一家,自愿拿出一点油送来。从此再也不会有人掉到水里头了。

  崔沔一边种菜糊口,一边发奋读书,后来终于考上了进士。他念念不忘母亲,经常陪着母亲游玩。一天,他们去馆子里吃饭,崔沔拈了菜给母亲吃。母亲吃了问:这是何菜?崔沔说这是高笋,母亲便说:高笋好吃,细滑爽口。

  为了让母亲时常能吃到高笋,崔沔后来请人在家门前挖塘栽上了高笋,并在周围栽上果树。崔沔的官越做越大,但始终不忘母亲养育之情。后来母亲去世了,崔沔很伤感。他回到自己简陋的家里为母守孝,塘里遍种高笋,每一年清明总不忘给母亲送上一份高笋,白玉一样的高笋承载着崔沔的拳拳孝心。世人为之钦佩感动的不得了,为了纪念崔沔对母亲的孝心,后人就把这地方取名高笋塘。

  崔沔的儿子崔佑甫,后来成为唐德宗李适一朝的贤相;崔沔的孙子崔植也成为唐穆宗李恒一朝的宰相。后人都认为崔沔子孙的富贵,是崔沔的孝心与善行所积下来的福报。

  读完了历史记载,真为崔沔的孝行感动:崔沔之孝,不仅在于从物质上赡养母亲,更在于从精神上,感情上的关心与体贴;崔沔之孝体现在能帮助母亲实现她的善念,母子一起积德行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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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沔与《陋室铭》

  崔沔可能是《陋室铭》的真正作者。

  传统名篇《陋室铭》的作者,诸家选集如《刘梦得文集》《历代散文选》《古文选译》均认定是唐代的刘禹锡。

  查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刘禹锡小传:“登贞元进士弘词二科。官监察御史。以附王叔文,坐贬朗州司马,作《竹枝辞》十余篇,武陵夷俚悉歌之。久之召还。又以作《玄都观》诗,语涉讥忿。出为播州刺史,易连州,又徙夔州。后由和州刺史入为主客郎中,集贤直学士,复刺苏州。再迁太子宾客。禹锡恃才而废,乃以文章自适。素善诗,晚尤精,白居易推为诗豪。会昌中加检校礼部尚书卒。有《刘宾客文集》及《外集》。”传中只言刘禹锡作《竹枝辞》及《玄都观》诗,未提及《陋室铭》。作《竹枝辞》的心境与当时遭贬斥的处境相吻合。据《新唐书》卷一六八本传记载:“宪宗立,叔文等败,禹锡贬连州刺史,未至,斥朗州司马。州接夜郎诸夷,风俗陋甚,家喜巫鬼,每祠歌《竹枝辞》……禹锡谓屈原居沅、湘间作《九歌》,使楚人以迎送神。乃倚其声,作《竹枝辞》十余篇。”刘禹锡被谪贬到朗州,其遭遇处境与屈原相似,故仿《九歌》作《竹枝辞》以屈原自况,完全切合客观实际。倘若作有《陋室铭》,应收入《刘宾客文集》或《外集》,但此二集中未见此文。

  查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905页崔沔小传:“崔沔,唐长安人,字善冲。擢进士,举贤良方正第。岑羲(侍中)深器之,曰:‘今郗诜也。’沔深明《礼经》,详定宗庙笾豆之数及六亲服法,多所建议。性俭约,禄廪随散宗族,不治居宅,尝作《陋室铭》以见志。卒谥‘孝’。”

  《新唐书》卷一二九崔沔:“性情敦厚,纯谨无二言。事亲笃孝,有才章,擢进士。玄宗时官左散骑常侍,秘书监,太子宾客。沔深明《礼经》,……性俭约自恃,禄廪随散宗族,不治居宅,尝作《陋室铭》以见志。” 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崔沔传源于史料《新唐书》。以崔沔的才华、生世、秉性“俭约”“不治居宅”,作《陋室铭》表明自己的志向,是切合实情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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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沔墓志文

  崔沔墓志,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土于洛阳,但具体地点不详。现存开封市博物馆,为国家一级文物。唐大历十三年?778年?四月刻。志盖高、宽98厘米,厚22厘米。录皿顶,四周有阴线刻花草纹。题篆书“有唐尚书左仆射崔孝公之墓”12字。志之高、宽与盖同,厚18厘米。李邕撰文,徐拱书丹。志文隶书52行,后26行续刻于盖之背面。行31字。首行题曰:“有唐通议大夫守太子宾客赠尚书左仆射崔孝公墓志”。盖、志二石均完好,文字清朗醒目。志文记述了崔沔的家世、生平事迹、死葬年月等,大大丰富了《新唐书》列传第五十四崔沔的传记,可与史传互为补充。

  墓志主要介绍了崔沔的世系家谱,包括崔沔之曾祖、祖父、父亲、子孙等人的官职及他本人官职升迁情况。据志文记载:“公讳沔,博陵安平人也。”“曾祖讳弘峻府君,隋银青光禄大夫,赵王长史:祖讳俨府君,皇朝益州雒县令;考讳皑府君,朝散大夫、汝州长史,安平县开国男,赠卫尉少卿。”

  志文还记载了崔沔子孙的情况:“长子,同州冯翊县尉成甫”,“嗣子佑甫,仕为朝散大夫,权知中书舍人事,赠紫金鱼袋”。“成甫之长子伯良仕殿中侍御史,次子仲德侍至太子通事舍人,少子叔贤不仕”。

  在唐志中,世系家谱是反映封建宗法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,崔沔墓志也不例外。志文追溯远祖,叙述了崔氏六代世代珪组蝉联,居于显赫地位。博陵崔氏是北朝时期“卢、崔、郑、王、李”五大家族之一,是著名的望族。这些士族大地主把持朝政,他们担任中正高官,朝廷任用官吏都由他们推荐或罢黜,世称门阀制度。而且这五大家族互为姻亲,一直延续到唐代。唐代建朝初期,感到士族对他们政权的威胁,采取了一些抑制大族的措施,废除九品中正制,并用科举考试取士。唐高宗时颁布禁婚令,规定北魏士族七姓十一家,不得自为婚姻。

  崔沔妻名王方大,王方大墓志已在洛阳出土,现存开封市博物馆。志文由崔沔亲撰,王方大是太原王氏的后裔,七姓十一家互为婚姻的事实,在墓志中得到印证。看来,禁婚令当时可能没有得到贯彻执行。由此可见,唐王朝虽采取了一些抑制大族的措施,但崔氏一门在唐代仍是一个显赫的家族,崔氏家族在唐王朝中先后有23人为相。崔沔及其子佑甫,两唐书均有传。

  志文除了叙述崔沔的世系家谱外,多为歌功颂德之辞。志文评价崔沔一生廉洁奉公,俭约自守,勤政爱民,与《新唐书》中所记“纯谨无二言,事亲笃孝”基本相合,都对崔沔的一生给予充分的肯定。志文记述沔曾“注《老子道德经》,文集三十卷”这句记述,史传并未记载。唐代修史注经著书之风甚盛,因各种原因,这部注经今已未能见到。崔沔传世的诗文极少,仅在《全唐诗》中录有诗一首,以及《全唐文》中文十四篇。《新唐书·崔沔传》中有“沔俭约自持,禄禀随散宗族,不置居宅,尝作《陋室铭》以言志”的记载,意即“他将自己的俸禄拿出来散发救济贫民,而自己却不置宅第,甘愿过着俭朴的生活。”故目前有人推测《陋室铭》一文并非刘禹锡所作,而是崔沔所写。至于这篇名作究竟是否出自崔沔手笔,还待以后作进一步考证。

  关于崔沔卒葬年月,改葬的时间、地点等问题,史书中不详,可补史缺。据志文记载,沔死于唐开元二十七(739年)十一月十七日,“大历十三年(778年)岁次戊午四月丁丑朔八日甲申,嗣子佑甫奉孝公之亲,还于邙山之平乐原,以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礻付为礼也。”

  据志文一开始所说沔“以开元廿九年(741年)十二月廿九日权窆于邙山,故人北海太守江夏李邕为志曰”云云,可知李邕撰志文应在权窆之后,而志文之书写则在大历十三年四月与夫人王方大合葬之时。因沔死后受“仆射之赠”是在开元之后二十余年的永泰年间,其时李邕已于天宝年间被害而死,故志题中“左仆射”一衔及铭辞后面记其子孙及沔与夫人工氏合礻付等情况的六行文字,均为徐珙书写时所加添。迁葬之大历十三年,距其死之开元二十七年已长达39年之久。其间经历近8年的“安史之乱”,崔佑甫保护着宗族百余口人逃至江南,当是未能尽早将父母迁葬的原因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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