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念孙之父王安国，字书城，号春圃，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殿试一甲二名进士（榜眼），官至吏部尚书，曾延请戴震为念孙授读，于文字、声韵、训诂之学，尽得其传，《清史稿》有记载：“初从休宁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，其于经，熟于汉学之门户，手编诗三百篇、九经、楚辞之韵，分古音为二十一部。于支、脂、之三部之分，段玉裁《六书韵表》亦见及此，其分至、祭、盍、辑为四部，则段书所未及也。念孙以段书先出，遂辍作。”年二十余，与李敦贾田祖晨夕过从，饮酒歌诗，质疑问难，又常与刘台拱、任大椿、程瑶田书札往来，研讨古学，阐发叔重，康成阃奥，翁方纲赠以楹联云：“识过铉锴两徐而上，学居后先二郑之间。”可谓颇得其实，可见王念孙青年时所诣已如此高深。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年二十三，得江永《古韵标准》读之，始知顾氏所分十部，犹有罅漏，旋里后取三百五篇，并参改《楚辞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易林》等书用韵，反复寻绎，始知江氏之书，仍未尽善，遂以已意重加编次，分古韵为二十一部。同时，对古书中文字的假借、声音的通转，都深有体会。

　　训诂

　　作为徽派朴学的嫡系真传大师，王念孙运用就古声以求古义、从假借字以求本字和以意参逆而不墨守的方法和态度，从事训诂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由于中国古代文字学重形不重音，王念孙针对这一局限，用了十年的时间，采取为《广雅》作注的形式，援引经传，旁采众说，详加考证，就古声以求古义，改正原书错字、漏字、衍字等讹误甚多，遂写成《广雅疏证》，该书颇具创见，对中国古代训诂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其自言：“训诂之旨，本于声音，字之声同声近者，经传往往假借，学者以声求义，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，则涣然冰释。”其子王引之“大人之治经也，诸说并列，则求其是，字有假借，则改其读。盖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。”

　　王念孙除精通训诂外，对于校勘，最擅专门，对文字谬讹、句读错乱、音训异同一一加以考辨，用力甚勤，且多创见。对《淮南子. 内篇》订正字句错误九百余条，用归纳法从这些误例中得出古书“致误之由”，凡得六十二例。这六十二例，总结出古书误例的规律性，是王念孙校勘古书字句错误的经验总结，被后人用作校勘其他古书的通例，具有广泛意义和深远影响。其子王引之“述所闻于父”而撰成的《经义述闻》一书，也有不少校勘内容，书末卷三十一、三十二所载“通说”五十三条，更为精粹所在。又有《经传释词》一书，专为解释经传中的语词而作，自九经、三传以及周秦两汉之书，凡有虚词的文句，都一一搜讨，诠释虚词凡一百六十个。做到“揆之本文而协，验之他卷而通”，为后来研究虚词开辟了一条门径，影响极大。在校勘方面，他还提出三个勇改和三个不改的主张，非常精当，为古籍校勘提供了良好的范例。

　　水利

　　于经史之外，王念孙还精熟水利，曾在工部为官期间著《导河议》上下篇及奉圣旨纂《河源纪略》，“议者或误指河源所出，念孙力辨其讹，议乃定，《纪略》中《辨讹》一门，念孙所撰也。”（《清史稿》）罢官之后，每日以著述自娱，著有《读书杂志》，对于古义晦涩、腾抄误写及后人点校妄自更改之处，皆一一更正。其中一字之考证，博及万卷之书，其精于校雠由此可见一斑。《清史稿》称颂高邮王氏一门：“清经术独绝千古，高邮王氏一家之学，三世相承，与长洲惠氏相埒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