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末，平江有一位远近闻名的才子，屡试不第而投笔从戎，终成著作等身的儒将，他就是李元度。

　　李元度(1820－1887)，字次青，自号天岳山樵，晚年更号超然老人，今平江县爽口乡沙塅村人。四岁丧父，靠母亲纺织换钱供他上学。十八岁中秀才，二十二岁中举。但以后他6次参加礼部考试，都未中第。

　　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，已经三十三岁的李元度投笔从戎，加入曾国藩湘军，充当幕僚，协助曾“辟佐戎机，调理营务”，深得曾氏赏识。曾国藩保举李为候选知县、加内阁中书①衔；后又保举同知②衔，赏戴花翎③。江西湖口之战以后，李元度便由军中文员改为将领。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，李元度带领一支700人的部队，固守江西玉山、广丰两城，为湘军攻占江西全境起到了很重要的辅佐作用。加上，李在湖南靖港、江西湖口期间，曾经两救曾国藩，曾国藩力替李元度上奏请赏，获得道员记名，加按察使④衔，赐号色尔固楞巴图鲁之赏。两年后补授浙江温处道道员，不久，调任安徽徽宁太广道员，加布政使衔。任上，李元度奉曾国藩之命率部抵徽州，因兵力悬殊，徽州失守。曾国藩为掩饰“筹划未密”之过错，具奏参劾李元度，李被革职。咸丰十一年十月，李戴罪立功，官复原职。先后任贵州按察使、布政使。任内，他剪巨恶，劾墨吏，兴蚕桑，设矿局，励精图治，深得民心。当年死于贵州任上。

　　曾国藩虽曾参劾李元度，并说李元度“帷战阵非其所长”，但在晚年又曾有所自省、悔悟：“（李元度）虽治军无效，而不失为贤者。”在《国朝先正事略》序言中更有中肯的评价：“次青提兵四省，屡蹶仍振，所谓贞固者非耶；发愤著书，鸿编立就，亦云勇猛矣。”

　　咸丰二年（1852），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，李元度应召入幕。后随军陷武昌、汉阳。五年，曾国藩于湖口、九江战败，退守南昌，他返湘募平江勇一军赴援。八年七月领兵700人防守江西玉山，与太平军激战获胜，加按察使衔。咸丰十年八月，李元度受命防守徽州（今安徽歙县），为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攻克，因被革职拿问。旋以浙江巡抚王有龄疏调，又回籍募勇8000援浙，号“安越军”，由平江、通城追击忠王李秀成军至瑞州（今江西高安），起复原官，加布政使衔。次年九月领兵入浙，与左宗棠败李世贤部于江山、常山，授浙江盐运使，升按察使。不久，曾国藩以其前有徽州失守获咎、不候审讯等情加以弹劾，奉旨发往军台效力。后经左宗棠、沈葆桢、李鸿章等联名奏保，得免遣戍，放归乡里。

　　李元度失守徽州后，曾国藩怒其守城不力，又推卸责任，于咸丰十年九月十六日上《周天受等宁国殉节请恤及参革徽州失职人员折》，斥李元度“人心并无悔祻之意”，建议朝廷“革职拿问”。咸丰十一年末，李元度受浙江巡抚王有龄邀请，前往浙江剿匪。但救援未到，王有龄城破自尽殉国，李元度逗留在赣浙交界的广信、衢州一带。之前经过义宁、奉新、瑞州等地时，太平军未战而自行撤退，李元度一概奏报克复。因此，不仅此前徽州失守的革职处理被取消，还加赏布政使衔。曾国藩对其不满，于同治元年春再次参劾李元度，说他“前既负臣，后又负王有龄。法有难宽，情亦难恕”。三个月后，又在参劾陈由立、郑魁士的折子里，再次参劾李元度。但之后曾国藩念起李元度曾在危急时刻帮助过自己，觉得自己对其太过分了，于是致函调查李元度的左宗棠，又为李求情。在同治三年八月十三日的一份密折中，亦为李元度求情，“追思昔年患难与共之人，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……臣均对之有愧”。八月二十一日，朝廷令左宗棠复查李元度案。左宗棠的调查结果和建议令曾国藩大吃一惊。左宗棠在奏折中说“李元度由平江、通城尾贼而来，于贼去之后，居复城之功，实近无耻……此罪之可议者一也”，“革职后，奉旨交臣差使，当浙事危险之时，心怀拂郁，不顾大局如此，此罪之可议者二也”。同时左宗棠还对曾国藩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予以批判，“（曾国藩）所陈奏者，臣僚情义之私，非国家刑赏之公”。同治四年正月，朝廷判李元度发往军台效力。判决下达后，李鸿章牵头，沈葆桢、彭玉麟、鲍超等人联名上折为李求情，说其有老母需赡养，“菽水之养，托付伊谁？”，“计荷戈赴戍之日，即倚闾永诀之时”；同时表示李元度“后此虽有可议之罪，前此究有不可掩之功”。朝廷二审，免去充军之罚，代以罚款了结。

　　同治初，贵州苗民、教军与号军举旗反清，李元度重被起用。同治五年（1866）三月，率新募平江兵勇2000人，随各路进入贵州。两年之间，攻陷苗、号军村寨900馀座。事平，授云南按察使。旋开缺回籍。

　　光绪十年（1884）中法战争爆发后，李元度应彭玉麟之邀，赴广东办理防务，建议堵塞虎门海口。十一年六月，补贵州按察使。疏陈筹防筹饷之策，主张改江南漕运为折色；仿洋法修筑炮台；福建巡抚专驻台湾，以防法、日等国逞凶；将湖北、广东、云南三省与总督同城之巡抚裁撤；在国外华侨寄居地方，设立公使或领事等。

　　十三年，李元度迁贵州布政使。同年九月二十七日（1887年11月12日）卒于官。

　　李元度转战南北，四处奔波，阅历丰富，熟悉社会民情，为治学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。他热爱文史，即使戎马倥偬、政务繁忙之际，仍笔耕不辍。著述有《国朝先正事略》、《天岳山馆文钞》、《天岳山馆诗集》、《名贤遗事录》、《四书讲义》、《国朝彤史略》、《南岳志》、《同治平江县志》等30多种1500多卷。最有价值者当属60卷《国朝先正事略》，其中收录了清朝开基至同治200余年间1108位人物，分名臣、名儒、经学、文苑、遗逸、循良、孝义七类，采其勋绩议论、嘉言懿行，每人一传记之，林则徐、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、戴震、张问陶等人传略皆在其内，颇具史学价值。另外，40卷《天岳山馆文钞》，集中记载了平江县的碑、传、志，保存了大量传统文化遗产，尤其是对杜甫卒地的考证，自成一家之言，难能可贵。

　　光绪10年中法战争时应彭玉麟之邀出任广东防务，建议堵塞虎门阻法军海军。11年六月补贵州按察使，上疏北京有关东南海防建言：

　　沿岸仿外国广修炮台；为筹备海防饷，建议改江南漕运为折色；为防法国、日本犯边，福建巡抚需改置于台湾；裁汰冗官，废督抚同省城之湖北、云南、广东三省巡抚，收权于总督；于国外华侨居地，广置公使或是领事。立意虽好，唯开罪既得利益者众，朝廷碍难采纳实施。

　　平江至今流传着李元度的不少趣事与传说，尤以“对字”趣话，令人拍案称奇。相传一天黄昏，李元度散步遇到一位江夏刘秀才问路。李嫌其语言唐突，以白眼待之。刘秀才只好和颜低声借问姓氏，李脱口而出：

　　“骑青牛，过函谷，著道德五千言，老子姓李。”

　　秀才答道：“斩白蛇，入咸阳，兴汉家四百载，高祖是刘。”

　　李元度大惊，忙向前询问：“足下何处人氏？”

　　秀才答曰：“江夏”。

　　李元度问：“四水江第一，四季夏第二，先生居江夏，是第一，是第二？”

　　秀才沉吟片刻，答道：“三教儒在前，三才人在后，小弟本儒人，不在前，不在后。”堪称出句巧，联句妙，唱和相宜，情趣相投。自此，李刘两人结成了忘年之交。